现在虽说是已经入夏了，但却是觉不出有太大的热气，有时从耳旁刮过的风中依稀能听得什么冰河期将至，单是听到这样的话，便也会觉得再热的天也不会夏到哪儿去了。可有的时候，顺风听进去的东西太多了，反而让我们觉得自身不干净起来，常听有些人说，做人要干干净净，想来这确实有些让人作难，干净应当有两层意思，一类当是除了自己什么也没有，这自然是干净的；另一类是什么都有，但却可以开门示人，每件物件都标明出处。这两类人都可以称之为干净，这样的干净有么？可能在想象之中有，现实当中却是很难寻到。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的一句口号：很斗私字一闪念。这话说的是何等地铿锵有力，在过去的那一个时代，这句话可不是一句空话，而如果放到现在，那便是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了。
清白确实不是一个可以确定的颜色，这关键是前一个清，后一个是白，白自然是好识别的，比如我现在打字的屏幕就是白色的，我很想将它换成是清色的，但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得逞，于是我退而求其次，就换成清白色吧，终也不能得愿。在色谱中更是难以找到这样的颜色的，如果你问一个画家，清白到底是什么，他可能难以明示与你，但如果你去问社会学家或者者道德学家，他们就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什么是为人在世的清白。文学文学作品中也是如此，清白一词倒是常可以见到，其表现手法也是多样的，比如宋代苏轼的《叶嘉传》：叶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气飘然，若浮云矣。《红楼梦》中第四二回：“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原怕记不清白，要写了记着。两个清白，说的却是两层意思，但总的意思都没有一星点贬的意义，不能说：这清白之厮，一口气持刀杀了老少十余口。这样的的描绘古今中外怕是找不着的。
既然清白是人想象中的一种颜色，那就只好将它们放在一起来表述，拆开来就会出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说某一个好官，可以说是这是一个清白的官，拆开来也可以说是一个清官，意思大约也是可以说的。但若说是一个白官，就不知所云了，是不是白吃白占的意思也说不清了。所以说万般皆如此，什么东西若是很具体了，所延展出来的东西也就相对精确了，缺乏了想象的事物就会变得十分地单纯，而面对复杂的现实，单纯往往是不堪一击的。比如前面说的干干净净，什么叫干干净净，两手空空是彻底地干净，可除却十分贫困的人哪里能找到象《知取威虎山》孪平那样：除了身上穿的，我是一无所有。说是那样说的，可口袋里还有一张牡丹江的联络图呢？干干净净不是靠说的，而是靠做的，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那就不可能干净了。但凡有些权势的人，确是极难干净的，因为在一个不干净的环境里，一个人或几个人保持干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做了几件份内的好事，人家说你是一个清官，尽管在大多数时仍是一个白官，也是一种不错的表现，官与民之间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不可能站在一个层面说话，所以才会有一些百姓称一些官为贪官，才有一些官称一些百姓为“刁民”。
官是清是贪自是说不清的，一个官员从车上走下来，白白胖胖的手一挥，张口说一些道理自然是站得住脚，也是经得住推敲的，你能说出他是清官还是贪官？除了偶尔能见上一面，一般的百姓是极难见到一个象样的官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专做坏事，一件好事也不做，相比之下，也许后者更难。所以评价一个官是好还是坏，百姓的说不准的，你今天做了好事，百姓会说你是好官，明天你做了坏事，百姓又会说你是孬官。到最后还得更大的官还说话，这才是最权威的，嘴大了声音才会有震摄力。七嘴八舌说的都是定量的，而有份量的人说的才是定性的。
自古至今，有多少官员的沉浮，一部国史，说的大约都是一个个天朝的起落，没有官史注定不会是一部有份量的历史。清官也好，贪官也好，哪朝哪代都是如此，生生息息不能止歇。中国有许多浩繁的官史，却没有一部象样的民史，想来编民史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一来是民言轻微，如果没有文学的记载，许多民间言论还不如放一个屁，大庭广众之下放一个屁兴许能引起“蝴蝶效应”，你一介小民乱发议论，弄不好就会变成“刁民”，再一抬手，就有可能变成“暴民”。若是民与民说，自然还无妨，若是对官员说，那就要好好地思量一下了，君不见有许多对剧场面，面对百姓的述求，官员自是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大胆刁民，在本官面前还敢如此咆哮。接下来自是屁股挨扳子，意思是你放屁都不知找地方，所以要打屁股。若是再敢胡说，你就是“暴民”，就取你项上人头，将你上下放屁的权力全部拿下。这叫什么，这就叫硬气。
而在今天，我们很愉快地又听到了硬气之说，不是在回顾，而是真实再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出席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时表示：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龙永图何许人也，那在当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听说在国际上说话也是颇有份量。尽管现在年纪有些大了，但思维却是很清楚的，象这样的人再干个三十年估计问题不大，因为他的硬气仍在。关于“刁民”在正史上是找不到的，在法律条文上也见不到，但它确是存在的，法国有个哲学家，名字叫萨特，这个人在很早的时候说过，存在即合理，这话说的有点绝对化，所以许多哲学家只能部分接受。所以说“刁民”的存在理论，我们也只能是部分接受，但这和萨特的存在理论无关。
“刁民”是何时有的，自是无法考证，但民间有两种说法是基本被认同的，一种是：官府越恶，“刁民”越多；另一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我对这两种说法却颇不以为然，从源头来说，“刁民”是官员对难对付的民众的贬义称呼，这是确定无疑的，总不会是一个百姓对另一个百姓说：你是“刁民”，也不会是认为“刁民”的称呼是爱民如子的表达。“刁民”的产生和官员是对应的，但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需要条件的。其首要的一点是民本的基础，就是生存权利的保证，在过去漫长的时代，对付“刁民”是可以拍案，也可以打扳子的，但不可以打死人命的，但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阶段，我们可以称其为乱世时代，那时人命是不能保证的，说句话就可以掉脑袋的，那时就不会有“刁民”，再如现代，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哪有“刁民”的出现，谁敢和日本人耍刁，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