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认为社会人文问题是最具复杂性和争议性的问题，因为它不像自然科学那般有规可循和客观性，毕竟社会人文问题的研究对象——人，本身具有主观性和复杂多变性，因而也就决定了这一问题与生俱来的复杂性。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历史传承，史上有关人文社会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其对人性的研究和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且不说玄，释，阴阳诸家，只儒，道，法三大家就各执其说，竞辉史册。对于治世的研究，儒家追求一个“序”，即通过仁礼之教化以实现和而有序的社会状态，道家讲究无为，主张通过不违自然，顺天循道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自然形态，而法家则偏重“势”，即用一定的手段方式来实现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道家所主张的的借力用力，以势助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巧”的意蕴，但其深层次的高超境界不易为人真正理解，也正是鉴于此，后人于道家思想常感神秘飘乎且误解重重。所以如今世上两种主流的治世之术一为儒家的“仁治”，二则法家主张的“法治”。仔细考量两种治世之法，“仁治”如同中药祛病，温和虽慢，久方能验其效，法治如同西药，快而强烈，见效快却不稳定且易生反抗性，其势一去，难免又陷入治治乱乱的反复循环中，原因正是治标未能治本，对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未能从根本上有所改良，其所表现出的短期稳定或许只是一时屈从于某种权势而已，昔日曹刘二人论何以天下大乱，刘备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丧乱，须以仁德治天下，而曹操则主张以权术定天下，二人对社会的不同认识及所推崇的的治世之策倒与仁治与法治有几分类似，而最终以权势所统治的曹魏集团后期纷争迭出，曹操一死，司马又起，而反观蜀汉，刘备白帝托孤后纵然刘禅无能，诸葛亮也未曾有丝毫不臣之心，反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且孔明后，原魏国降将姜维亦是志承忠烈，九伐中原，至死不渝。一个时代为我们演绎了一种历史规则，推崇仁治方可教化民心，使人发生根本性的改良，然而人性的复杂多变性注定了历史表现的不连续性，因此有了时治时乱的历史更迭，至今方稳定一时耳。
究是仁治抑或法治，我认为在当今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需相辅相成，“仁治”久远，“法”以辅“仁”。如果过分强调法治而忽略“仁治”，这是不合人情的，也是不符合历史的，昔日有三纲五常，法纪明令，曹操照样窃居朝堂，欺凌君父，虽有纲法，当复如何？放眼今天，人尽知法，李天一依旧可以在祸害少女后“逍遥”一时，且药家鑫，四大名爹之辈更是视法律如浮云，贪腐之风亦是久治难息，世界上的各种犯罪活动：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权钱交易，色情赌博……，况如今有各种人民法，国际法之约束，还是有人情愿舍得一身剐，敢把毒品扶上马，位居超级大国的美国更是无视各国权益实行军事遏制，战火燃遍了数国，面对种种骇人听闻的一切，我不禁想到了一句嘲言：法律只是强者制定给弱者的一种游戏规则，正是于人心丧乱世道堪虞之际，中央一套新闻栏目报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初看令人满怀欣慰，但细想即明白这实则是社会的一种悲哀，当某种理念道德越是为新闻媒体所极力倡扬，，则越是反映出社会对此方面的严重缺失，如若人人都做到了，做好了，那么何须政府出面对此强调高论，此正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家独具慧识辩证性地解剖了社会发展的表象与本质，为我们另辟蹊径地解析了一种思考认知的辩证分析法。当然，道家所论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理想境界或许是实现不了了。
目前我国现在正处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过渡时期，各种体系，制度都还有待完善，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亦属正常，毕竟仁治与人性改良本身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素质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人亦不能达到克己复礼为仁的美好品格，十年文革，不正又使华夏之民回到野蛮无知的混乱状态吗？把人最初的恶性因教化的缺失演绎的淋漓尽致，我犹记得政治书的一句话：我国公民法律素质偏低，缺乏立法基础。由此可知正是仁治不力才使得法治难兴，所以在紧抓法治与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更应重视仁治的现实要求。
“仁治”孰与”“法治”，今日之计，二者得兼，尽得其妙，仁而备德，法以辅治，和而后序，无有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