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关于起诉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罪名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诉，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免除一死。但无论如何，田文华——这个曾一度叱咤全国乳业界的风云人物，曾获全国劳模等100多项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乳业女皇”与其麾下的曾占居全国乳业半壁江山的三鹿集团，一起轰然倒下了。
据媒体报道，三鹿毒奶粉东窗事发时，田文华已经66岁了，此前家人曾极力劝其退下来。也许是出于对自己一手打造的三鹿集团或是对手中权力的依恋吧，田文华没有采纳。
仅此一念之差，田文华步入了人生的滑铁泸，落了个身败名裂，不得善终。其结局令人扼腕。
此事看似偶然，实属必然。究其原因：
一是三鹿集团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重效益轻安全直至知毒卖毒草菅人命。当去年5月田文华得知消费者对食用三鹿奶粉出现中毒症状的投诉后，特别是在排查出其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液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倍至6倍，并经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技术中心确认其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有15个批次含有三聚氰胺后，三鹿集团不仅没有及时召回流入市场的毒奶粉，反而先是将库存货暂停出售，再是将三聚氰胺含量在10mg/Kg以下的销售，后来又让三聚氰胺含量达20mg/Kg左右的产品进入市场。标准越来越低，口子越开越大，流入市场的毒奶粉越来越多，奶粉的含毒成份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去年8月3日，为利益驱动，田文华竟然同意副总杭志奇将加工三厂拒收的含三聚氰胺超标的原奶，转送到其他加工厂生产出毒奶180.89吨卖给消费者。这就是明知故犯，草菅人命了。
二是中毒事件发生后仍存侥幸心理，处理事件的手段和目的出现偏差，失去了补救的最佳时机。在消费者对毒奶粉投诉后，三鹿集团不是积极地召回毒奶粉，将对消费者的伤害减少到最低，而是置全国千百万婴幼儿生命安全于不顾，设法遮掩事实真象，堵塞信息渠道，欺骗消费者，客观上恶意地扩大了事故影响。据三鹿副总张振岭证实，去年6月有肾结石病例报告，田文华7月份要求张振岭做好媒体工作，并通过投放广告，不让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见诸报端；责成副总蔡树维负责安抚消费者，让他们“不要闹了”，“不要让消费者向媒体反映情况”等。想以此侥幸蒙混过关，而非真心实意地找原因，抓整改，救婴幼儿生命于死亡线。
三是国家质检部门监管不力，在政策制定上一劳永逸，漏洞大。客观上为毒奶粉生产创造了条件。从2005年12月三鹿奶粉、灭菌奶被认定为国家免检产品直到去年毒奶粉东窗事发，期间各级质检部门从未对其做过任何检查。试想，企业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企业看来，其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比，孰重孰轻？在没有外界监管的情况下，让企业自我操作，不出问题那才叫不正常。
四是政府部门不作为、胡作为，成了毒奶粉事件的助推器。特别在三鹿事件初始，石家庄政府处理三鹿事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存在严重问题，甚至忘记了自身职责，摆不正位置，与三鹿集团狼狈为奸，共同欺瞒、毒害消费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结果显示：8月2日三鹿毒奶粉事态严重的当天下午，时任石家庄市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赵新朝、市政府秘书长赵文峰及石家庄市质监局、食品药品检验检疫局等相关官员来到三鹿集团开会商讨应急措施时，三鹿集团曾提出召回产品，但遭到了与会政府官员的明确反对。这些政府官员甚至支出了解决事件的四个“高招”：即，以人盯人，安抚家属，“拿钱堵嘴”；注意保密，防止消费者上访；尽力避免“媒体炒作”；等过了奥运会，再请河北省公安厅打击。纵观石家庄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对有毒产品不召回，任其“毒”去；对中毒事件不报道，别让消费者知情；对中毒的消费者先是安抚、用钱堵嘴，实在堵不住嘴则请公安厅出动警力打击。好一个“请公安厅打击”！三鹿集团生产毒奶粉不打击，安监部门任毒奶粉在市场销售毒害婴幼儿不打击，等婴幼儿遭到伤害家长想讨个说法时，公安部门即出面打击了！
可见，企业为追求利润，政府为追求政绩，监管部门为追求安逸，大家各有所获，各得其所。至于消费者的健康、生命安全，谁也无暇顾及、不肖顾及。由此出现毒奶粉事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令人担心的是，长此以往，不知是否还会有“毒面粉”、“毒猪肉”、“毒鸡蛋”、“毒大米”出现？
嗟夫！大自然赋人类以万物，竟无物可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