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贪图小利的小商贩，在火车上得到一个不明包裹，作为意外之财带回家，却发现原来是一包碎尸，一起凶杀案由此浮出水面。这就是戴助安小说《天地玄黄》（载《杨凌文苑》2009·1）的引人入胜的开篇。不可否认，这篇小说确有相当的可读性：凶杀，爱情，友谊，经商，历史等等，这些时下流行的好小说应具备的诸多题材和元素，在这篇小说中可谓一应俱全。凶杀：千里碎尸案本已离奇自不用说；爱情：李武王曲儿的父辈因有情人不能成眷属而生的婚姻情仇纠葛和夺妻之恨，而致使一方妻离人亡，仅有孤弱老幼相依为命的人间悲剧，这都是一个情字惹的祸。小说中描写不多的李武生身母亲兰兰，她的不幸遭遇是旧时代不幸的女性的命运写照。友谊：两个小伙伴李武和王曲儿之间的情谊天真烂漫，描写得既真切动人又有时代特色乡土韵味，特别是他们二人那一次结伴徒步去陕北革命圣地，其豪情壮志和青春风采动人情怀。经商：上海小人物侯景，在特殊时期异地贩卖领袖纪念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纪轻轻的王曲儿，为了给父亲治病和贴补家用，而去经商“背猪娃”，小说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历史：小说中的故事本身就发生在近四十年前的文革时期，时代特征明显。小说中存在有蛛丝马迹般的时代气息。还插有李武的爷爷讲“赵氏孤儿”的故事，9·13林彪叛逃事件，解放战争中的扶眉战役，之后的贺龙率二野部队沿陈仓古道进军等作为小说背景的历史事件，这些都给小说增添了真实感和凝重的历史氛围。总之，诸多元素具备，小说很“实”，沉甸甸的，在这个浮躁的，一切都倾向于娱乐化的时代，这样的作品应该是一部不仅是有可读性，更应该是一部厚重的扣问历史扣问现实人生的好作品。
小说的结构也似乎别具匠心，一三五七章节写上海一个小商贩侯景，无意中与千里之外的一桩命案扯上了关系，及公安机关侦破过程。而二四六八章节是小说的主体，写陕西省西南农村两个从小到大的好友，及两个家庭的两代人几十年恩怨情仇的故事。二者这样交叉描写。可以说小说因此被分为两个部分，平行发展，二水并流，共同入海，到最后融合统一。一个平凡小人物的一次贪图小利之举，引出了千里之外的一桩凶杀案，实属离奇，却也自然而合情合理，凶杀案使两个地方发生联系。现在与过去交换叙述，千里之外的两个地方轮番描写，这并未使小说显得松散，反而使小说有一种纪实感，和时空地域的宏大感，情节向前推进，故事逐步深入，这种结构也可说新颖别致。当然此种手法古已有之，比如由说书人常用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与此类似。
按理说，有了内容，有了结构和框架，艺术的大厦就应该矗立起来。但实际上，这篇小说并不是很成功，存在着诸多不足，甚至可以说，它只是一篇好作品的毛坯，远不能称为成功的艺术品，还需大量的打磨。首先，详略失当是一个非常低级的技术性失误。小说被分为两个部分，但小说的重点显然是第二部分，那么这部分就应详细描写。与小说的故事并无过多牵涉，可是作者对这个人物花了不少笔墨，相比较起李武王曲儿的故事来，小说开头写侯景这个人物时非常舒缓从容，文字不乏冷静细致的细节描写，从语感上看，似乎这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有一种大气。但对于小说的整体来说，却有喧宾夺主之意。单独看，侯景这个特殊时期的上海小商贩，连同他那出场不多的“新闻传播员”的妻子，这两个人物形象还塑造得还算成功，许多细节描写也很真实可信，但这些都游离于小说主题之外，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引出正文”的作用。当然，在这篇小说中，侯景这个人物是应该有的，只是说文字应该更简要。对于此，作者完全可用最省简的文字几笔带过，也完全可以符号化笼统处理。这个上海特殊时期的小商贩的偶然奇遇，应该是另一篇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故事的场地跨越上海和陕西千里之隔，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魄力和勇气想把上海这一部分也纳入他的审美创造，用人性的视野和角度来统摄之，可是并不成功。如果不能把两部分统一起来，那么原先的二重结构就显得大而无当，流于空洞的形式主义。
对于一篇工笔细描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应该有一种局外人的冷静和理智，避免一些明显的硬伤，比如小说第七节结尾时，在王天龙叙述完二十年前那段恩怨情仇往事时，作者用了一句“真相大白”。对于一个重大凶杀案来说，只听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凶手并未抓获更未审理，就远不能称真相大白，至多只能说案情有重大突破。再比如，写侯景的老婆问他：“茶呆呆的，净发瓷，好象有啥心事？”这应该是陕西方言，不应是上海话。还有一些词语的使用，比如，毛发倒竖转颜失色，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等等，这些富于情节化戏剧化的词语，它们本身响亮铿锵，语意明确，却失之简单化，显得过分，言过其实，失去了应有的分寸感，将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简单化概念化了，也让读者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这些硬伤虽小，但并不是可以忽略的。对于一部成功的，凝重的现实主义作品来说，细节的真实性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任何小的瑕疵都可能影响艺术的可信度。小说的题目也过于抽象，模糊。小说所写到的场景和意境，远没有大到需要用天和地来诠释。显得大而无当。天地玄黄，本是传统文化经典启蒙读本《千字文》的首句，众口相传成为习句。作者取其混沌之意，也许要表达的是一种对命运的荒诞感，苦难人们几十年命运的阴差阳错，非常岁月中复杂人性考问，伦理道德的揭示。也许为了强调这一点，作者不惜画蛇添足地在小说结尾添上一句：“天地玄黄，人性乖张。”以此来喟然长叹，揭示主题。
就局部来看，小说也有很多成功的描写，其中就不乏对次要人物描写成功的例子，比如小说中那个无辜的死者王曲儿，他从学校出来，为了家庭，早早地就开始做生意挣钱养家糊口，这是许多农村青年的写照。小说中生动地写到了他“背猪娃”，很有地域色彩，这和侯景所做的生意倒卖领袖像章，这都是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人们私下做生意谋生的生存写照。小说中写到的这两处做生意的文字，很有新意。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和一些闲笔写得很出彩，比如小说中对杨凌科技人员Z先生这个人物就描写得比较成功。这个人物有潜故事，他出生大都市上海，献身中国农业科技，到当时还是小镇的杨凌来搞科研，但是也没有躲过文革的伤害。这样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