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虚，业贵乎专，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知乎此，则医之能事矣。
——扁鹊
医贵乎精：医业乃济世活人之圣业，为人医者，乃助天下生灵祛疾疗伤且寿而康。医之道，异于其他社会之职，皆因其服务对象是人——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最高级生命个体。人之个体生命的高贵性与不可逆性，注定了从事医业一职的医者务必大医精诚，精益求精，医术精湛，岂可滥竽充数，招摇撞骗，蒙昧天下。
学贵乎博：古之医家，多博闻强识，博览群书，博采众长，沉湎其中，潜心专研，厚积薄发，终有所成，杏林春暖，蔚为大观。今之医者，医学信息日新月异，让人目不暇接，何以为博？还是古语说得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现如今互联网大行其是，鼠标一点，万千医疗资讯尽在掌握，成为一名医学专业知识博学而充实的医者应该不会是一件十分痛苦而无望的事情。
识贵乎卓：古语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者，国之肱股之臣也，岂可与市井小儿同日而语，其见必远，其识必卓，是为远见卓识。良医者亦如斯。临床行医之时，岂可狗苟蝇营，岂可鼠目寸光，岂可落井下石，岂可为膏粱谋。诊疾疗伤，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巨则胸怀完人，细则明察秋毫。如此则是非明辨，药到病除，诊治有效，其功大焉。
心贵乎虚：其一乃虚心，其二乃心虚是也。为人医者，每每临床诊治，须知人之为病，岂有千人一面，故需常心怀敬畏虔诚之心，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如已故医学大家张孝骞教授所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唯有如此，才能躬身临床，寻根溯源，层层缕析，深究其里，去伪存真，诊治乃成。是为虚心，而所言心虚者，非怀揣小人之志而致心虚也，实乃言医者诊治患者，除却医事，胸无他念。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患者之美丑、贫富、贵贱、爱憎等诸如此类皆不在医者考量之列，是为心虚也。其心之虚，必以实充之。何者为实？医者之医技、之医德，患者之身患、之心患耳。
业贵乎专：此言似与学贵乎博矛盾忤逆，实则不然。博者，言医者之学识渊博；专者，言医者之术业专攻。二者并辔而行，相得益彰。博学之于专业是基础，专业之于博学是目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隔靴搔痒无异于东施效颦，徒具其形而顿失其神，定会贻笑大方，无颜杏林。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与其班门弄斧，不若退而思过，苦练真身。
方贵乎纯：传统中医处方，恪守“君臣佐使”的伍药原则，千古而下，从一贯之。流传至今仍为中医后人奉为圭臬的经典医方，仍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何在？贵乎方之纯。其方或删繁就简，寥寥数味甚或独一味，或浓妆重彩，扬扬洒洒达数十味中药，然而都不枝不蔓，不曲不折，开门见山，董道而行，直抵病灶。西医处方亦贵乎其纯。然而，师古之风远矣。君不见为人中医者，不识君臣佐使者多矣，为人西医者，不识配伍禁忌者亦多矣。病毒感染者处以抗菌素，门诊单张处方多达四种抗生素，同类药物联合使用，使用剂量或严重不达标或严重超标，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医者处方之杂、混、乱现状，离“方贵乎纯”的要求相去甚远，令人心寒。
治贵乎巧：疾病临床表现千差万别，致病原因各不相同，传统中医强调治疗方案的选择应因人而因，辨证施治，或补之、或泻之，或助之，或攻之等等，常可取到妙手回春的神奇疗效。西医在临床诊治过程中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根据患者病情的不同发展阶段，分清疾病的轻重缓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治疗措施。治贵乎巧，巧在诊治有据，对症下药，而非投机取巧也。
效贵乎捷：强调的是各项临床治疗应快捷有效，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近期疗效要好，其二，远期疗效要好。疗效好的标准应包含治疗措施对人体无严重不良反应，即治疗无害化原则。如果以损害患者的身心健康为代价而取得所谓快捷有效的治疗目的，这样的治疗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不要也罢。例如，婴幼儿急性细菌性感染，处以庆大霉素或卡那霉素等耳毒性大的氨基糖甙类抗生素，或许近期疗效显著，炎症控制，但可能因此而使患儿导致严重的不可逆性听力功能永久性丧失。随着生物制药技术的日益成熟，可供临床应用的安全、有效、经济的药品种类越来越多，临床医师在用药选择上更显游刃有余，应该可以避免严重药害事件发生。
为人医者，若能知乎精医、博学、卓识、虚心、专业、纯方、巧治、捷效八法，诸多医事则若探囊取物，无往而不胜，方为良医大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