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两三年前，我曾经在那个时间的某个时间段里突然对禅有了一些浅薄的兴趣。于是就读了一点和禅有关的散文，以及一些小故事，感觉颇有意味。等到后来工作了，忙于尘务，碌碌其中，整日不得空闲，读书的时间便大大减少。于是再也没有心情与闲致“钻研”意味深远的禅学文章了。
但是随着社会阅历的加深，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对禅学产生兴趣的时间，猛然发现当时正值刚刚大学毕业，每天为没有“稻粱谋”的机会愁肠百结。身边很多人，政府有关系的考公务员去了，学校有关系的考老师去了，国企有关系的进国企了，只剩下我们几代贫农祖上一直在为社会主义农村农业生产贡献力量的农民子弟走投无路，只好背起行囊，南下北上，东进西闯。正所谓“但又办法不说命，无可奈何方叫天”，也就是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我心中的焦虑急需某一种精神文化来熨帖抚慰。那时我恰好读到了一些禅学散文。
不可否认，禅学的东西所蕴含的道理可以给人很大的启迪。但这种启迪说到底就是一种面对命运无可奈何的一种精神上的妥协和让步。但这种精神上的让步对于你本人来说确实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如果不会妥协，过于坚硬的神经就很有被折断的危险。
当然我对禅与佛的认识仅仅是皮毛的皮毛而已，既无法管窥其全貌，则无法完全给它下一个定义。但是我有个粗浅的认识，即宗教和政治在社会中必须获得某种平衡，才可以让绝大多数的精神有所寄托。佛的兴衰通常与社会精神层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物质层面关系不大。当一个社会政治清明、上下一心的时候，人们对政治有极大的信心，愿意相信这个政治环境能够带给他人格、尊严、幸福，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精神寄托放在社会上；而在一个政治腐败、乌烟瘴气的社会，人们对眼前尔虞我诈的社会充满怀疑，在这个氛围中无法寄托她们的人格、尊严，她们会转而寻找别的出口，而宗教则是一个最好的出口。而当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用佛教来熨帖焦躁的情绪的时候，说明这个社会的人在精神上已经无法寄托于现实社会。
人们不再信仰这个社会，人们需要寻找新的信仰。
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有信仰，我们信仰金钱。事实上金钱是物质范畴，无法成为信仰。当金钱被迫成为信仰的时候，必将道德沦丧人性疯狂。
袁腾飞的思想就是在信仰交替暂时缺失的时代里出现的。没有信仰，自由就没有边际；而没有边际的自由最终是不利于人类的——所有的自由必须有自己的边际。比如某人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拆掉了信仰的篱笆，让这个社会一下子无所适从，让金钱成为信仰，让人性疯狂，让道德沦丧。袁腾飞本人的言论如同语言里的三聚氰胺，如果信仰里的拆迁队，只是在破坏已经被破坏的断壁残垣的社会信仰，而有良心的学者、文人都不应该如此。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学者、文人要做的应该是为建立新的信仰而不断努力。
很多人对袁腾飞趋之若鹜，原因在于无信仰的社会无标准，你很难看清什么，很难判断什么是对或者错。我对此嗤之以鼻，并且力主“在思想上判袁腾飞死刑”（17日写在红袖的一篇文章，题目即为《在思想上判袁腾飞死刑》），结果有一个匿名网友留言：作者你知道心中有佛和心中有屎的故事吗？我看了以后感觉颇为好笑。很遗憾，从这位网友的留言中我可以揣测这位网友视袁腾飞及其言论为佛，而视我和我的那篇文章为屎。结果导致我无法判断这位网友心中到底有佛还是有屎。事实上，就像苏轼在论禅时输掉了却不妨碍他成为历史伟人一样，佛屎之辩基本对社会无所裨益。试想，强制拆迁的城管、三聚氰胺始作俑者，等等等等，这些人在人心中又该是佛或者屎呢？或者，这些本就是眼中之屎，心中有佛之人眼角也有屎。我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别拿佛来解释一切。
更何况，心中有佛不妨碍我擦去眼中之屎。
不过从这位网友的留言来看，他试图以虚幻的佛来解释现实的事，可见其精神上的无奈。韩寒也写了一篇叫做《诸恶与众善》的文章，从中可以找到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如何在禅与现实中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