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举家居住在重庆的小妹回乡时，给我带来了两条“龙凤呈祥”牌子的香烟，是当地产的。龙与凤历来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吉祥、喜庆、福瑞的象征，而且，拆开条封，抽出一包来仔细观赏，烟盒设计透着一种喜庆、和谐的气息。我满心欢喜地打开，抽出一支刚叼上，还没摸出打火机，母亲劈头把那支烟连同我手中的烟盒夺了过去，嗔怪小妹：“你捎点儿吃的喝的啥不好，非得给你大哥带两条烟来？”
母亲历来是家中最坚决的“禁烟派”代表，她不仅时刻盯着父亲，看见自己的儿子什么时候抽烟，也要拿眼剜上几下，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也难怪，从19岁那年，我便因踏进一个乡镇上的小卷烟厂，而与吸烟结缘。二十多年来，不管母亲、老婆、儿子怎么在我耳边声讨抽烟的危害，我却不缀不悔，宁可一日无饭吃，不可一日无烟抽。
其实，宣传戒烟的文章，声讨香烟的书籍，我读得比他们还多。但是，习惯熬夜的我，香烟、火机、浓茶却一直在深夜的孤灯下，伴我左右。在不断升腾的烟雾中，我与古人对话，与今人交流。烟雾中的思绪，随着我早已在键盘上练就的夹着香烟的“八指禅”功夫，变成了一个个方块字……
在吸烟危害健康和无法脱离香烟的诱惑的矛盾中，我试图在这么多年读书而得的记忆中，从别人那里寻找借口，聊以自慰。于是，我便在烟雾中审视名人与香烟的纠葛，思索一种近年有人小心翼翼地倡导的“烟草文化”。
自然，我先想到了毛泽东。当年，所有关心他老人家身体健康的人，都千方百计地让他戒烟。但藐视一切的性格使他对香烟也一样藐视，因此，所有人的努力便以失败而告终。而鲁迅，他那一篇篇掷向黑暗的“投枪”和“匕首”也同样是在仙雾缭绕之中，喷吐而出的。他甚至在《两地书》里，还不忘向许广平述说他半夜还要起来燃上一支烟的那种惬意。但真正的抽烟英豪，当推二战时大名鼎鼎的丘吉尔，他临终时还固守着对香烟的情感，嘴上叩着雪茄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的政坛。
香烟与政治，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有准知道，在历史上，香烟也曾经和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明朝的亡国皇帝崇祯，听到街巷里经常有人说“吃烟、吃烟”时，竟莫名其妙地在风雨飘摇中联想到了“吃燕”——要吃掉他大明社稷的燕京，于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严禁刚从印地安人那里于万历年间才流传到中国的烟草的吸食，违令者斩首不贷。而享有“窃国大盗”称号的袁世凯，对中国的烟草工业却出于稳固政权的原因，阴差阳错地做了一点儿有益的工作。因为他第一个在中国开办了民族卷烟厂，并实行烟酒公卖，开了中国卷烟工业专卖制度的先河。
至于烟草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从清人的《烟草谱》、《烟草诗笺》等等以及现代人梁实秋的《吸烟》、徐志摩的《吸烟与文化》、二月河的《唔，烟草……》等等的行云流水的文字之间，更是能够领略出一番别样的韵味儿来……
而烟草与民俗、与中医学、与经济、与社会等等的关系，我不敢再妄加谬论下去。再写下去，便有为香烟“鸣冤叫屈”之嫌，也弄个“人人喊打”的下场，那就悔之晚矣！而我抽烟时的立场还是很受朋友们赞赏的。我对“万宝路”、“希尔顿”之类的洋烟，一概嗤之以鼻，哪怕老瘾上来，百爪挠心，也不正视一眼，属于典型的“民族主义烟鬼”，从来就非“龙凤呈祥”之类的国产烟不抽。一般情况下，我都会这样给那些试图逼我品几口洋烟的朋友们解释自己坚持立场的理由：“损害着自己的健康，付出这样的代价，自然要为自己国家的税收做贡献，抽洋烟，不管你咋说，我都觉得划不来。”
然而，立场归立场，一旦遇到小妹给我捎来“龙凤呈祥”牌香烟之类的契机，母亲和妻子，是历来要照例给父亲、或者我上一通香烟里合有尼古丁，含什么什么致癌物，吸一支烟少活多少秒之类的“大课”的。
就这么一天又一天，回首一望，我居然已经有了20多年的烟龄，也算是个“骨灰级烟民”了吧。因此，有了这20多年的烟民日子垫底，我自然照例不管她们那一套，母亲和妻子哪怕说香烟里卷了个原子弹，我照样整天躲在香烟的云雾里悠哉游哉，自得其乐。我认为，对于全世界视为大敌的香烟，我欣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我欣赏林语堂的“吸烟宣言”，我虽然不认为文章就像林语堂说的那样“是由尼古丁构成的”，但我至少现在码字还离不开香烟。林语堂活了81岁，为他的“宣言”写下了一个圆圆的句号，所以我也没有打算就这么断掉香烟，因为指缝里一没有了这尤物，那方块字就像扎进布袋的炒豆，一个也蹦不出来，更何况我又天生愚莽，才枯思竭呢？所以我先不要戒烟，慢慢儿地抽着吧。
但我脑袋里总想一位朋友送给我的一句话——
“香烟很长，而我们的生命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