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左”
中国缺少了一个资本主义个性解放的时代，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慈善没有经历、没有弄清就受到了激进的批判，然而，当尘埃落下，人们突然发现，原来一切都太“左”。
马克思怀着对弱者、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对剥削压迫的愤慨，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其立场和思想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慈善是有阶级的，对立阶级之间不可能有慈善，只有斗争。
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公道、正义、权利平等，利益普遍协调”等称作是“虚伪的空话”，“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战争。”恩格斯说：“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得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慈善机构的目的“都是教人俯首贴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劝工人“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马克恩还将“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明确划归为“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并且反映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2、206、270、568页）
西方学者克罗齐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不是道德哲学家，而他们的伟大智力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也不多……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认识论是完全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却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
为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否认了慈善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也不给资产阶级出路，除了被革命，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上，革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上短短的一瞬，人类大多时间要在相对和平稳定中度过，在不革命的年代中，慈善和救济是社会的润滑剂，起着减缓社会冲突、构建社会和谐的作用，再说，并不是所有的利益之争都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工会、议会、慈善机构、社会救助机构都是手段，群体之间除了斗争也有妥协，只诉诸阶级斗争、暴力夺权，何时何日是尽头？
马克思主义者们将人类的普遍伦理“善”变成了政治伦理后，经典的话语就成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阶级兄弟的残忍。”从一定范围上讲，这些是对的。然而一旦扩大起来，就成了依政治态度划线，就会左到“革革命者的命”，这里举彭德怀的例子。
彭德怀、邓发、项英被公认为最具清教徒式的革命者，一旦政见不合，“为人民鼓咙呼”的彭德怀就被打倒，马上被林彪诬为“伪君子”，“伪装朴素”，对此彭德怀愤愤不平：“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40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可以伪装得了的。”（见1959年彭德怀写的《庐山笔记》）彭德怀被打倒后仍然行善不改，在“流放”吴家花园时留下了许多佳话。然而中央专案组的调查报告却是：“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见《彭德怀传》，687、688页）
至此，善不善完全用政治划线，由当权者说了算。革命者今天反“左”、明天反“右”，最终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善，日子倒越来越穷，越来越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