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苏东坡曾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句话其实是信不得的。他很可能是吃饱了肉才陶然于竹林之中的，更可能是一边吃肉一边赏竹。饿着肚皮讲风雅，那是吹牛，或名之曰“矫情”。我不太爱读苏东坡的东西，但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的确很大，我们又不得不在不经意间读到他的东西。我觉得，他这个人写东西就爱胡诌，我们都不得不读的他的名作《念奴娇　赤壁怀古》就是一例，我们暂不说他把赤壁之战的地点搞错了，单就他“羽扇纶巾”这四字，就有不真实性。苏东坡的这首词是写东汉三国时期（因那一时期的朝代起讫年限史学界搞不准，也没法搞准，故称“东汉三国”）周郎的。羽扇，我们都知道是扇子，纶巾，则指的是古代的一种青丝帛的头巾。“羽扇纶巾”在这首词中我们牵强点解释是苏轼写出了周郎的儒将的装束。但在我的印象中——我想在许多人印象中都是这样的：“羽扇纶巾”根本不是周瑜的装束，而是他同时代的诸葛亮的装束，东晋裴荣期所作的《语林》就记载：“诸葛亮葛巾羽扇，指挥三军。”明嘉靖、万历间王圻与其子王思义所辑之《三才图会》中的《衣服一》中亦有记载：“诸葛巾，一名纶巾。诸葛武侯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虽然周瑜生前是否有过“羽扇纶巾”的装束我说不准，但我还是认为，苏轼是活生生地把诸葛亮的装束镶嵌到他的词里，从而写出了周郎在大敌当前，谈笑自若，指挥镇定的风流姿态。我说这些，并非是在擿抉细微，吹毛求瑕，亦非“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只不过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文学创作具有胡诌性。
前段时间我翻看我小时候买的一本《明诗三百首》，看到了一首明末阮大铖所作的《郊居杂兴》：“野绿何茫茫，莫辨行人路。我屋向山曲，草树复纠互。辟谷耻未能，烘烟时一露。遂引同心表，琴书屏情愫。恻眎城市间，攘攘顿成误。缘香蒲水壮，清吹松风鹜。于此话桑麻，坐阅春山暮。夷犹讵忍分？茗糜聊已具。”这首诗是写郊居的清幽与自己悠然自得的心情。这首五言，上半六句写郊居，着力于环境的描绘；下半部分由环境而叙及郊居的闲适与雅趣，用笔冲淡闲远。阮大铖这首诗写得神韵天然、平淡雅洁，有明显的学陶痕迹。全诗的内容风韵，很容易使人想到陶潜《归田园居》“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及《移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这些著名的诗句。写出了诗人追求闲适，清高的志趣。诗是人的心声，但有的时候不是，此诗亦为一证。了解明朝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阮大铖这个人，他为明末怀宁（今蜀安徽）人，天启时依附奸臣魏忠贤，崇祯时废斥，匿居南京；后力求起用，受阻于东林党和复社。弘光时马士英执政，得仕兵部尚书，对东林、复社诸人立意报复。后降清，从攻仙霞岭而死；一说为清军所杀。以阮大铖先附阉党，后败朝政，最后投降清朝的低劣人品来看，此诗所表达的心境应当不是真话。明末社会大动荡，各种人都在历史的舞台上曝光亮相，仅从作品上是无法对其人作恰如其分的评价的。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有“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句，即针对此类人而发。所以说，明末阮大铖的这首《郊居杂兴》所描写的“心画心声”亦是胡诌的。
记得钱钟书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曾有过一段以“诗可以怨”为主题的演讲，曾经说到过一个姓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小故事：“有个李廷彦，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这事传开了，成为笑柄，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陶宗仪《说郛》卷三二、范正敏《遯斋闲览》、孔齐《至正直记》卷四）。”看来，这个李廷彦为了写“穷苦之言”，竟说弟没兄亡，实在是真真的胡诌。
其实，关于文学创作中胡诌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学本来就是允许虚构的，我们亦是无可厚非的（其实浅非亦是不可的）。但有些人的胡诌却很令我感到厌恶，特别是现今的一些人，常常非要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更有一些人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使得一些不是事实的事情似乎成了事实（比如我们抛开艺术，有些人常常把不美的达　芬奇的画作中的蒙娜丽莎说得如何如何美丽）。我常常会为这种是非颠倒的说法感到愤懑。所以我奉劝这样的人，多说些真话，少说些假话。我亦想说，生命是一种真实，好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语言，只有真实地爱了、恨了、写了、追求了，才是人生与艺术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