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儿的时候大傻哥儿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准老头儿了，因为他的大孙女雅莉仅比我小两岁。
虽然大傻哥儿很老，尽管我乳臭未干，但我还是和他兄弟相称，还是叫他大哥，因为他的母亲是我们老窦家的姑奶奶。
大傻哥儿这个响亮的名字我不曾听人们说过是怎么得来的，他的真实的名子我也没听屯儿里人叫过，所以至今只知道他叫大傻哥儿。
大傻哥儿有三个儿子，两个闺女，老大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分家另过；大闺女在乡粮管所工作，早就出嫁了。老二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但还和他们在一起过。家里一共九口人，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大家庭了。老三那时还小（仅比我大两三岁），老闺女和老二媳妇又都得了肺结核，那时叫痨病，喘气儿都费劲，老二又常年耍钱不回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就只有大傻哥儿这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
大傻哥儿个子不矮，但是因年事已高，有些驼背了；花白的半光的头发，有时也剃得很亮；一张满是皱纹的瘦削的脸，但是并不显得苍老。大傻哥儿很少笑，唯一看到过他一次笑脸，那是在东北树趟子，坐在地上一边唰唰地磨钐刀，一边和我父亲唠嗑的情景，那时我知道他管我父亲叫舅舅。记忆最深的是大傻哥儿每到春秋两季总是穿着一件晒得后背都发白的蓝裘衣。
大傻哥儿有三件宝贝，一件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扁担，一件是打柴禾用的钐刀，还有一件是割柴禾、撬树枝子用的镰刀。每到夏秋两季，老人割了柴禾就用扁担往家里挑，从来没见他用生产队打零的牛车或马车往回拉过。
大傻哥儿家住在屯子后趟街儿西头第二个院儿，和老田家住的房子连脊，和我们家只隔三个院子。大傻哥儿一向任劳任怨，从来没听说他发过脾气，也从来没听过他们家有吵架的声音，尽管困难得连闺女媳妇的痨病都治不起。那时家家户户都有点儿秧棵地，每口人半亩，他家人口多，秧棵地分得也多一些，这是老人为闺女媳妇治病唯一的经济来源。春天，在地里种点儿早熟的短豆角和长豆角，种点儿小菇娘、毛嗑（向日葵）等值钱的作物，下来之后每天老早儿拿到市场上换钱，给闺女媳妇买药。人们常常说：“这些年不知道大傻哥儿挣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药。”然而，还是没能挽救得了，在老人古稀之年前后，媳妇和闺女在一年之内相继都弃他而去了。
虽然现实如此残酷，但是老人没有倒下，依旧每天用他那条常常是的大扁担坚持不懈地从山上往家里挑柴禾。
常言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好像就是说大傻哥儿的。大傻哥儿相继送走了两个亲人之后，余痛还没来得及消除，在转过年的春天，他二儿媳妇给他扔下的三个孙女中那两个小的——大约都在五至七岁之间——又都因患流行性脑膜炎相继离开了他。当时他的二儿子仍然在外面给生产队搞副业，（其实是跑到各地去耍钱），他的老儿子还在聚宝山读农业中学。不到两年时间，一个九口人的大家庭就这样走了四口，老人的心里有多么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老人仍然没有倒下，他心里知道，尽管她们都离他而去了，可那不愿他，他尽力了，自己必须得好好地活着，他还要养活老伴儿，还要供儿子和孙女读书。
为了生活，为了供儿孙们读书，老人不仅种地养猪，还养了不少的小鸡儿和鸭子。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各家各户养点儿猪、鸡、鸭、鹅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它们，主要的饲料就是去山上剜野菜。在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的春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记得是刚下锄的季节，但是天气已经很热了，我们一大帮半大孩子挎着筐去冯家围子西北地——在我们屯子西南，距离我们屯子有二里多地——剜苣荬菜，老人也去了，后撵上我们的，挎着土篮子，拿着一把短把儿的小镰刀儿，还是穿着那件儿后背发白的前大襟已经破损了的蓝裘衣，走得很快，后撵上来的，却比我们先到了剜菜的地里。剜了没多大一会，老人说头疼，吃了两片儿镇痛片儿——没有水，干爵的——还觉得不行，就自己提前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老人没有直接回家，走到南大山大片地老人又由西南向东北一边走一边继续剜。当走到打点屯儿大跃进时在屯子南半里多地远的地方挖的那一排大菜窖的南边大道旁的时候，老人坚持不住了，就倒在了一颗一人多高的小杨树儿下。
那天，我们三四个半大孩子剜完菜回来的时候也从东大道往回走的，当我们走到那儿的时候，老远的就看到有个人在那儿用手不停的拧一颗小杨树，一会把上半个身子挺起来，一会又躺下去。我们几个十分害怕，以为是前几天见人就撵的那个老疯子，远远的躲在大树后边不敢往前走。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是过了很长时间，房老师，我当时的班主任下班回来了，老远的就问我们：“干啥不早点儿回家！？”
我怯怯地说：“老疯子在那儿呢。”
房老师向那里看看，也没了主意，但毕竟是大人，就仗着胆子领着我们几个往前走。当走到离那人二十来米远的时候，房老师右手抬起来做出随时准备应战的架势，左手斜伸向后边，示意我们躲在他的身后儿，小心翼翼的往前走。等我们来到跟前儿一看，原来是大傻哥儿，他老人家头朝西北，右胳膊还挎着那个土篮子，眼睛呆呆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看，没有一点光芒，我们站在他周围，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左手仍在不停的拧那颗小杨树，想必是要爬起来回家。我们这些孩子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老人这是怎么了，谁也不敢出声。这时房老师把老人扶着半躺在他的怀里，告诉我们大傻哥儿这是有病了，让我们想办法快点找田里干活的人。我们几个急忙爬上高高的大树，远远的看见在我们剜菜的那块地的西边有一伙人在铲地，是我们屯儿的，我们就扯开嗓子喊“救人”。按理说那么远是听不到喊声的，可是过了一会他们真的来了，有年龄大的说老人这是得了东风不语（就是中医说的中风），大伙回屯子拿了马车上用的闸板，拿了绳子和小杠子，七手八脚的把老人抬到了县医院。当我们快吃晚饭的时候，老人又被抬了回来，已经死了。听大人们说老人得的是急性脑溢血。
家里没钱买棺材，他的大儿子孩子多，加上媳妇多病，更是没有一点积蓄。看着安详的老人躺在那块闸板上，队长决定用生产队喂老牛的大木槽子安葬老人。大人们把老人抬进了牛槽子，用抬她的那块闸板做了盖儿，就这样好歹老人算有了棺木，没打炕席卷儿走。
大傻哥儿走了，临终前一句话也没留下，特别是他那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