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起老家的地儿。
每回打村道旁走过，或远或近瞅上几眼已经换了主人的田地间生长着的庄稼，它们或是小麦，或是玉米，或是豆子之类的，心里总是很舒服。好似老远看见了老家的房屋一样。
大集体时还小，只粗略知道哪是我们三队的地，哪是其他队里的地。上小学的我和同学们到地里拾过麦穗，摘过棉花，还抬着粪桶向学校的勤工俭学地里送过粪。真正对“自家”的地儿有概念，是到八一年责任制以后。
我家六口人，分了七八亩地。水地约有一亩有余，其余全是旱地。这些地块分布在村庄的四周，有五、六块之多，最小块的菜园地一分多，最大块的旱地有二亩，最近的地离家有一百多米，最远的地要有四里路。除了菜园地之处，其余地块都是秋播小麦，夏种玉米和豆子。刚开始几家人共养一头牛，共用犁、耙、杈等农具，到后来家里也养了一头牛，添置了一应俱全的农具。劳力只有父亲和母亲，后来加上辍学的大妹，我只是在学校假日里回家跟在父母后面，到地里干些活儿。
春天二三月份，要到地里锄麦除草、趁墒施肥；要扒红薯窝，下红薯苗，麦收前要把红薯苗栽上；还要点种花生。麦子将熟时，要拾掇齐各种农具，购置木杈、木锨、扫帚，提前造场，麦收时节，早晨割麦，上午拉麦，下午或晚上打麦，中间夹杂着点种玉米、豆类、晒麦麦天有十几天时间，是累得人喘不过气儿来的。
麦收过后，要锄麦茬地，为玉米保墒，入伏前后要点种胡萝卜、白萝卜、白菜、芫荽菜籽，秋前翻红薯秧子，为豆类追肥。秋收时节，地里各类作物次第成熟，花生、芝麻、大豆、豇豆、小豆、玉米、红薯等等，或割或刨或摘，都要一一归整回家，晒后归仓。秋收后，要抓紧趁墒耕地，确保冬小麦及时种上。冬闲了，就到地边田头拿镢头刨出空地，摘上杨树、桐树等。总之田地成了自个家的，再有多少空儿，都有干不完的活儿。
八一年秋季我家的红薯地丰收了，红薯窝刨开，一嘟噜一嘟噜的提也提不动，我记得一亩多地里，除了一簇簇的秧子，就是一堆儿一堆儿的红红的大红薯。除了拉回家七八车子，留着粉碎后做粉条和煮着吃之外，其余全部刨成了片了，晾了满满的一地儿。那年我家正屋的棚上，红薯片儿堆成了一大堆。来年春天，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把一千多斤红薯片儿拉到镇上卖了，一斤八分钱，卖了几十元钱，给我家添置
了第一件家用电器——一台黄河牌收音机。
从此，到地里干活儿，父亲、母亲都把收音机带上，常爱听戏剧、相声、电影录音剪辑、广播剧之类的。收音机放到地头，一边干活儿，一边听着，地埂不长，来回都听得很清楚。母亲好戏剧，能听懂好些剧种，豫剧、曲剧、四平调、越调、秦腔、京剧、河北梆子、越剧、川剧，她不时地说着，常香玉唱得真好呀，虎美玲唱得好呀，申凤梅唱得好呀……而父亲总是听，不多说话儿，说话也是庄稼的事儿，明年这块地要种啥啦之类的。我喜欢放假的时候，去地里干活，田野的风吹着，庄稼清凌凌的叶子摇晃着。陪着母亲听戏，也听着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听着广播剧《响铃公主》，电影《第二次握手》……心里的天空觉得很宽很广。
我喜欢到地里刨红薯、刨花生，看着那些收获从手中提溜出来，心里满是欢喜。还喜欢锄麦地，回家能带回一兜子野菜。最喜欢锄麦茬地，把锄头扬得老高老高的，低头俯身一个劲儿的往前锄，一会儿就把父母落在身后，听着他们悄悄的说，小伙子不白吃十年闲饭……父亲总是恨活儿，想锄的地儿不管再晚必须锄完，想收的麦子不管再早必须起来。到吃饭时候回到家里，坐在凳子上，歇的那一会儿，浑身都是疲困，可端起碗来，平常的饭菜吃起来竟那么香甜可口。
父亲在学校当教师，总是在放学或假期，拼命的在地里头劳动。母亲一个家庭妇女，除了做饭喂猪作家务外，整晌的时间也多是一个人在地里头劳作。他们的在地里头的勤快，保障了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说起父亲的干活，母亲总是赞不绝口。除了过年时节，父亲和村里人在一块用纸牌打几次麻将消闲外（“赌资”是一分、二分钱或一支烟、二支烟），整天就是在学校忙活儿，在地里做活儿。人勤地不懒，我家的庄稼总是长得好，收成好，许多人走过我家的地儿都要夸上几句。
我感谢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用土地上的辛勤劳动，告诉了我做人的最基本意义。我感谢老家的地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她见证了父母的劳碌，提供了全家的衣食，她用宽敞的胸怀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叫“家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