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耘曾经是一位正厅级的官员，他在体制内工作了三十三年以后，竟然在正厅级这个位置上选择了辞职，离开了体制，与其多年来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诀别。
若是将时光倒流三十三年，回到二十世纪的一九八0年代初，那时，二十三岁的刘耘刚刚大学毕业。若按照当年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终身职业。一九八0年十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二十三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儿。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说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硕士。毕业后他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他要了回去！对于当年的官场风气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时间到了一九八七年，刘耘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意气风发的刘耘感觉自己有着远大前程。
公元一九九二年七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到了一九九三年，时年三十五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刘耘到任不久，县里的一位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县公安局颇感为难，便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在他还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但是，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儿作为“亮点”作了汇报。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
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儿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儿，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这件事儿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就是他的“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中国不一定是这样。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儿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二十世纪一九九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一九九七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一九九八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在官场上谁都知道，“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