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若不是老妈以死相逼，我说啥也不会当邮递员的。老妈当了一辈子的“马路天使”，希望女儿能继承传统。本人学历不高，相貌平平，虽然梦想着能变成灰姑娘，但四处碰壁，只好服从父母的安排上班了。
第一天上班是在阳春三月，清晨，城市的街道还冷冷清清，我便开始工作了。我工作的地方是住宅区，信件和汇款都要送到家里，而报纸要塞在一楼的报箱里。十几幢楼跑下来，我已是气喘吁吁，脚上的高跟鞋也在抗议。真后悔穿它，虽然上面镶有水晶，却变不出南瓜马车来，我只好骑着自行车，心情郁闷。
把最后一份早报塞进报箱，我松了口气。但马上我便发现错了，我们邮局的报箱是墨绿色的，而早报社的报箱是浅绿色的，一不小心，我把报纸投进他们的报箱里了。我试着把手伸进报箱，想把报纸给救出来。
“干什么？这么早就偷报纸！”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早报社的投递员，穿着红色的工作服。
“你来得正好，”我说，“我把报纸投错了，你还我一份吧。”
“谁能证明你说的话？”他的态度很强硬，“这里面的报纸，说不定是客户昨天忘取了呢？”
被他这样贬低，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大声说：“一份报纸，值得本小姐去‘偷’吗？也值得你这样较真儿！”
“报纸虽小，但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他接着说，“你等会，我上楼去问问。”
片刻，他从楼上下来，把报纸还了我。气得我瞪他一眼，不再理他。
“小丫头，送报纸还穿高跟鞋，你第一天上班啊？”这个投递员还真气人，不就个高一点儿吗，就倚老卖老，可能还没我大呢。本来想回敬他两句，但一转念，我便说：“大叔，我确实是第一天上班，今后一定改正。”看着他楞在那儿，我心里乐开了花。
二
日子在继续，我也适应了这份工作。还别说，这份工作挺锻炼人的，一天要送两三趟，工作时间不是在路上，就是在爬楼梯，一个月下来，我瘦了五斤。每当我穿梭在人群中，就幻想着，灰姑娘的南瓜马车能从天而降，让我脱离苦海。
我们的工作，除了送信和报纸，还要征订报刊。邮局按劳取酬，多订一份就多一份收入。可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现在网络发达，纸质媒体不太景气，况且与专业的报纸投递员相比，我们并没有优势。辛苦一个多月，我终于开发了几家早报客户。
下午，正在给客户订报箱，碰见了“大叔”。“小丫头，又有收获了？”他笑着问。我点点头，说：“大叔，这么晚你还来干什么，开发客户？”他笑而不答，只是说：“你们送一份报纸能赚多少钱？这么拼命地干。”
我收起笑脸，一本正经地回答：“大叔，钱多钱少不是问题，但它能反映一个人的工作态度。难道你忘了？”
他的脸变白了，苦笑着说了声“小丫头”，便无趣地走了，留下我开心地笑了。
三
在这个小区里，三楼的胖大姐是我的重点服务对象。她是个SOHO，平常信件最多，都是杂志社给寄得样刊。大姐为人随和，待我也像朋友一样，在我这儿订了好几份杂志。
这天，胖大姐不在，我便把信件全塞进她的早报箱里。刚塞好，“大叔”来了，看着满满一箱的信件，不满地说：“小丫头，你怎么搞得，鸠占鹊巢。”我笑了笑，说：“大叔，不好意思，谁让你年纪大跑得慢，大姐交待过，家里没人就把东西放在报箱里，我并没有错啊。”
“大叔”看看我，乐了，“你这样伶牙利齿，小心将来嫁不出去呀？”
无聊！我把眼一瞪，“这不劳您费心，反正又不嫁你！”说完便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发愁。工作完离开时，我又转了回来，看见他在报箱上贴了一张纸条：报纸别在门上了，请注意查收。吵嘴归吵嘴，我还是佩服他的敬业精神。
小区里有一幢复式楼，紧临着花园，空气好，视野好，是大家公认的别墅区。我进别墅区去，大都是给一个叫“李文清”的家伙送信件。他本人我没有见过，接收的都是他的母亲，一个很和善的阿姨。真羡慕那个家伙，稿费满天飞，另外还上班挣有工资。大家年纪相差不大，收入却差距这么大，看来要加倍努力才行。
从别墅区出来，迎面看见“大叔”，便说：“大叔，李文清又有稿费了，是不是你的？”天下重名的人众多，他也叫李文清，可惜只是个送报的。
“大叔”呵呵笑了两声，说道：“挣钱多不一定是好事，说不定他还不如咱们自在呢？”
虚伪！我把嘴一撇，说：“同名不同命，你嫉妒也没有办法。”离开很远，我看见他还站着发楞，真是个呆子。
四
家有小女初长成，最操心的，恐怕还是父母。这不，老妈又逼着我去相亲了。时间订在中午十二点，还让我穿上这件粉红色的连衣裙，弄得我工作时感觉怪怪的。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母命大于天，只好遵从。
信件刚送到一半，便碰到了“大叔”。他看见我便笑了起来，“小丫头，你这是干吗，是要相亲啊还是去当演员？”我脸上一红，也不去理他，拿了报纸便去投。突然从楼洞里窜出一只流浪狗，看见我便扑了过来，咬住了我的裙子。
“救命啊！”我惊叫着，用力往后退，可是流浪狗咬着我的裙子不放，并且又向上扑来。我两眼一闭，心想这回完了，但是并不觉得疼痛，原来“大叔”过来用报纸挡了一下。“小丫头，快跑啊。”他一边喊，一边和狗撕打在一起。我不敢看，拼命喊“来人啊！救命啊！”声音惊动了保安，只是当他们制服住那条狗时，“大叔”的腿上已经“咬”痕累累了。
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怎么办？去医院吧！”他一摆手，说：“小丫头，去医院干吗？去防疫站打狂犬疫苗就好了。”真佩服他的冷静，坐在那儿指挥着我们把报纸投递完，才让我陪着离开。在市防疫站打了疫苗，又进行了包扎，我的心才算安定下来，至于相亲的事，早忘到爪哇国了。想想便觉得后怕，如果不是他，恐怕受苦的是自己。真要感谢他，好心的“大叔”。
第二天，送早报的是一个很精干的年轻人，他说“大叔”辞职了。给“大叔”打电话，他说自己很好，并没有得狂犬病，不用担心，我便放心地工作了。
虽然这样，但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下班后便去看他。上次送他回家，并没有上楼，这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