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的坏脾气》

读《历史的坏脾气》

车匠杂文2026-07-06 17:28:58
张鸣说史,总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吴思吴思是另一位写史的大家,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是上好的珍品。一位写史的人给予另一位写史的人之作品以如此评价,是有相当分量的。只要读过《
张鸣说史,总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吴思
吴思是另一位写史的大家,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是上好的珍品。一位写史的人给予另一位写史的人之作品以如此评价,是有相当分量的。只要读过《潜规则》或者《血酬定律》,你就清楚,不是什么人、什么书、什么调调儿都能入吴思先生的眼。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很多事写得幽默,让读者忍俊不住,让人觉得“好玩”。我体会,这在研究历史(而不是写小说)的学者来说是难得一见的出色才能。柏杨先生也是研究历史的,无论是横着捋,还是竖着梳,这位麻辣老先生对于历史事件的讲述和品评,带有自己独特的既犀利又幽默的味道。在融会贯通又幽默俏皮这一点上,张鸣先生跟柏杨老先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柏杨老先生更加麻辣烫,有股子直捣黄龙的劲头;而张鸣先生则比较含蓄,点到为止,为读者留有一定的余白。总之,都是我喜欢的作家。对于我们这种从未受过系统文史知识哺育熏陶的理科生们来说,他们用语言携带着思想和史实,深入浅出,就像巧手的主妇,把一团团毛线编制成了一件漂亮结实的毛线衣,在妙趣横生、举重若轻当中书写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抒发着自己的所想所思,这是多么珍稀难得。至少在“好玩”阅读的过程中,给我们补上了很多的课。历史不再是个僵化尘封、板着面孔训人的老古董,历史在他们的书中,是鲜活着的,甚至是搞笑的,搞笑之后又常常令人掩卷沉思……
张鸣先生在前言里说:“有人说,张鸣看历史,总跟别人不一样。没错,如果说我的文字还有可取的话,就是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得历史颠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拿来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
漂亮孔雀们后面的屁股都是什么样呢?不妨一一观赏开来。
这本研究晚清时代的好玩的书,分成五个部分,1,军阀有性格——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2,晚近人物脸谱。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对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3,历史的坏脾气。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4,不确定的道路。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么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5,庶民的世界。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
在“军阀有性格”这一部分,介绍了一众有性格的军阀们,有明知自己能够高票当选总统,但还是不放心,一定要用枪杆子操控选举、强买强卖的袁世凯;有人称憨包兼曹三傻子但傻人有傻福的曹锟,花钱买票,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虽然曹锟公开花钱买总统,但“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声臭一生强得多,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
有喜欢模仿清官大老爷断案、有“青天”意识结的韩复渠,“韩青天”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人物差不多,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渠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然比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
有“臭棋篓子”段祺瑞,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段的棋艺并不高,但由于左右人的曲意逢迎,他自己以为天分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看起来,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上的胜利看得太重”。段祺瑞执政时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三不知将军”张宗昌。这位爷“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位。”他是个文盲,没上过一天学,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谓之“三不知”。“不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多得数不过来。就是这位文盲加流氓,粗鄙到了家的军阀,还出过诗集呢,见下面两首。
其一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的)早已回沛县。
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还描绘了其他一些军阀,比如通过“麻将相术”的孙殿英,跟马桶有非凡亲和力的“马桶将军”王怀庆,借佛法斗架的赵恒惕和唐生智;还有一个外号叫“各大马路巡阅使”的王占元,这位爷“事业心”不强,唯一的嗜好是敛财,一门心思稳坐武汉三镇刮地皮,不仅仅老百姓和商家的钱要刮,连兵血也照喝不误,害得手下的士兵总是闹兵变。作者曰“清末民初,是个传统意识形态坠落,而新的意识形态又没能建立的年月。原来的道德追求随着王朝和天下的覆灭而七零八落,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在民族国家的痛苦建设中确立起来,国家状况似乎有很是不好,所以,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为许多政界人物唯一的选择,也是他们心理最后的依靠。为了能够尽快尽可能多地弄到钱,他们可以向进城挑粪的农民要捐,可以把田赋预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墙角,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里。有了钱,就赶紧存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也不想做点什么来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未来,所作所为,只是在准备后事:一旦国家崩盘,就逃到租界或者国外。”
除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军阀,这本书中还介绍了许多大名鼎鼎的晚清、近代人物,比如宋美龄,老佛爷慈禧,康熙……
就说康熙吧,不知什么缘故,这些年被一班人马吹捧的神乎其神,奉为“千古一帝”、“圣主”……曾经在康熙身边服务了13年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马国贤,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不少有关康熙的内幕消息,“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叉或古钢琴,可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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