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事物由小到大、有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变化过程。发展既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科学理论、技术、物质生产等各方面的进步，也包括人的精神文化即人文科学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在这里，我谈到的人的发展，指的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自然人”的发展，而不是指具有更大外延的“人类”。作为个体自然人的发展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发展，即维持人的肉身本体从小到大，以至于衰老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再者就是人的精神层面的发展，也就是人的道德、学识、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这也是我所要讨论的主题。
一、从道德修养上看个人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理论的核心，是非常精辟的。在促进事物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积极、最具有活力、最有主动性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的成果由人共享等等论述，落脚点都在人上。人的自身发展也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即德和才。这两个因素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进程、前景及结果。人们常说：有德无才成就不了大事，有才无德尽干坏事。但事实上，真正有大德有大才，德才兼备的又寥若晨星，不是至圣就是大贤，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退而求其次，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做不到大善，小善也行，甚至于说谈不上善，但至少不是恶，或者说不是大恶也可。
尽管古人把修身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行、立言、立身。但由于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古人所倡导的做事先做人、立身先立德，可以说是善始者多善终者少。古人对人性至少有四种观点：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人性无善无恶，杨朱说人性善恶混杂。那么辩证地看，杨朱的说法是比较科学的。正因为人性善恶混杂，所以才要我们去修身，修身是一个发扬成绩、改正缺点的过程。也只有说人性是善恶混杂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奉公守法，有的人违法乱纪。但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从蒙昧到智慧、从野蛮到文明，人类的发展就是一个去恶从善的过程。一个人只有有了良好的思想道德，有了良好的修养情操才能立足于社会。即便本身不去主动地追求提高，但现代文明社会的规范、制度、法律也会通过必要的约束力去遏制一个人恶的思想、行为的无限发展蔓延。
率性而为、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个性张扬，都应该拘囿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不影响他人为最低底线。因为现代社会制度更要求一个人主观上虽是利己，但是客观上必须利人，至少是不损人。只有陶冶了大情操，才能锤炼出真性情，才能行所可行、止所当止，才会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从提高学识上看个人的发展
一个人要有大发展，在具备了个人修养和道德情操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学识、才能。德是立身基础，才是成事条件，能是外在表现。如果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情操是由个人的主观追求加上规范制度上的约束形成的话，而学识和才能则主要是从个人的努力追求和积累感悟才能够达到的。只有经过日积月累、厚积薄发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境界。而学识的提高往往又可以使人的修养和道德情操进一步提升。我们常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只有具备了英雄的本领、名士的识见，才能在举手投足中显现出本色和风流，并不带任何的娇柔做作的痕迹。是先有了王猛的雄才和王羲之的洒脱，才会有他们扪虱而谈和袒腹卧床的率真，否则便是轻狂不羁。
一个人的学识才能又可分为治学和治世。治学就是要钻研学问著书立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人类留下富有启迪的思想言论，或者是促进发明更新、技术进步等宝贵的财富。治世则是把个人的思想理念、才能见识通过管理服务社会而体现出来，在实现自身抱负的同时，为社会作出贡献。这两者都是积极有为的，有济天下、利苍生的胸襟。
学识和才能的提高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顽强的毅力。苏轼说过：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我想这句话是否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了坚韧不拔之志，才可能有超世之才，才可能成就大事。虽然就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都有超世之才，更不可能都成就大事，但提高自身的学识能力，更好地为人处事也还是必需的。当然，历史上、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能干出一番事业，这还需要一定得机遇。自己“行”是基础，有人说你“行”是媒介，但只有说你“行”的人要“行”才是机遇。
再者，有了才能要做到深沉智勇，不能恃才傲物、更不能恃才傲人。把自己看成人是必须的，把自己看成人才也未尝不可，但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成什么人物。尤其是那些职位不高不低、能力不大不小、品行不好不坏而又妄自尊大的人（如三国时的祢衡）更应如此。如果具备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一定的学识能力，这也就有了发展的两翼，一旦机遇来临，事业扶摇直上也就有了可能。
三、从处世态度看个人发展
前面我说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一定的学识能力就像发展的两翼，但还要讲究一定的处世原则。要有大智慧、不耍小聪明在为人处世中尤为重要。现代社会鼓励、欣赏个性鲜明，但不认同个性张扬或者是张狂，讲究的是团队、协作、和谐。因此说，一种良好的的处世态度可以让一个人看世界更客观公正，心胸更加开阔。古人把处处悲天悯人、处处不称己、事事不如意的人称之为器量狭小，这种人不但误己也会害人。如明太祖朱元璋曾问刘基谁可代替李善长做宰相，刘说：善长能调和大臣，不能轻易撤相。朱问：杨宪如何。刘说：杨宪有宰相的才能无宰相的器量。再问汪广洋怎样，刘说比杨宪不如。最后问胡惟庸，刘基断然否定说：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毁辕破犁，为祸更深。后来的结果是杨宪、汪广洋犯事处死，胡惟庸虽当了宰相但也因谋叛灭族，就连号称大明朝第一谋臣、大名鼎鼎的刘基也被胡毒死。可见，一个人没有正确的处世态度和宽宏的度量确实害人害己为祸不浅，哪里又能谈得上成就大事呢。
处世处人要讲究一个起码的原则就是诚信。我们都感叹人际关系复杂，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它当成复杂的事，所以人人设防，这也就是原本应该简单的事越来越复杂。人的交往有时就像打麻将：盯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