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温暖的正午。花园的花显得几分萧条，那几株玫瑰花花瓣边缘已有些微萎烂，挺直的玫瑰花似乎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寓意。这也是深秋的一个正午。当我看到玫瑰花还在生长的几支花蕾，突然心头浮现几丝阴影。我并没有去深究这几丝阴影是因什么缘故，只是有些不忍，然后就慢慢走过去了。美好的东西，即使有着不幸，残损了，那它也是美好的。我只是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生命的荣枯悲喜，因而我的情绪总处在自我玩味的状态，怎么说呢，我并没有觉得当第一眼看到是美的东西，过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它不美了，就认为它是不美的，就拿它作比较，平白的生出没有意思的愁绪来。
当时正和宿舍的一些人闹了点矛盾，突来的怨结，虽说在当时我很气恼，但过后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和闹别扭的朋友一番不满和厌恶之后，第二天这位朋友找我帮他叠被子，我乐呵呵的答应了。我觉得都是不远千里走到一起的朋友，没有什么纠结是化不开的，况也不应该有什么纠结。都说我老实，其实是我只知道一点，生活是不易的，尽量学着珍惜。
我独自来到花园，心里的愁绪是积淀已久的。我能够压制住这份愁绪，去平淡地看生活。多年来不是想化解就化解得了的。这包括我的家庭和境况。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份别扭。我的不擅于言谈，也不能说没有这条因素。所以当一天早晨，在水池边学校那位马老师非逼着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宁愿他端起洗脸盆愤愤而去。我不擅言谈，但我也决不敷衍于人。认识这位朋友那天，我正在花园里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欣赏日光。和我一起欣赏日光的朋友叫周勇，而这位新朋友后来才知道名字，他叫陈新杰。当时是学校流行着当面打招呼的时候习惯在名字之后加一个“哥”字，不论年龄大小，我于是常听到同学遇到这位朋友总要叫一声“杰哥”。也有人叫我“董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那时不知为什么糊里糊涂的就当上了校园的编辑。还有一群小记者。广播站站长有一次还领我们去敬老院做过一次采访。从校园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好像都领悟到了当记者的好处。起码当时我是认为可以在上课的时候走出校门，和那些正在校园里上着有些枯燥的课的同学相比较，记者还是很有优越感的。但当见到那些老人的时候，我倒理解了记者的另一层意思，说到我们是宣传者，我有一种使命感。但去敬老院也只是做一次采访，回来也只是做了一次报告。而这次报告是在突然一次全体广播站会议上突然让我去总结的情况下展开的。当然或许谁都会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对那次的采访我当时是一点印象也提不起来，于是当着大家的面，我感到压力很大，支吾了半天也没能总结出来。后来越来越觉得做这份工作很没有意思。针对那次采访，我也有想过，我们是去采访给予关心呢，还是去打搅老年人的清静生活？因为采访之后，我们也并没有去做普遍的宣传工作，将它意义化，而且最后是慢慢就不了了之了，这或许是我的失职。
在花园里我和周勇谈理想，谈生活，也谈学习。我对周勇怀有好感，我俩几乎是一见如故，所以我心里的话就想对他说，和他聊天心里是舒坦的。在一起不想说就不说，一起沉默，是一份自在坦荡。当时我们正在闲聊一些学习上的烦恼，比如上课听不会学不会什么的。我们坐在花坛上。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人，一面眯着眼睛瞄着我们，一面又很介意似的朝我们走过来。一脸惶惑忧愁的样子。周勇先是上去打招呼。我认为他是周勇的朋友，我也挺高兴他加入我们。不过当时我想要是没有周勇在，或者任何一位朋友在，和这位朋友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一次交谈。不过之后的很多次单独交谈，我是把他当成我可以深交的朋友了。
最初他和我们一起讨论什么样的朋友才可交。又一起互相告知了年龄，但始终没有提及双方的姓名，但我想告诉他我姓董。我最大，他才有十九岁，紧接着开始感叹时间的匆匆流逝，不免伤怀。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想很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现在似乎只有欣赏欣赏日光，和朋友谈一谈自己的美好憧憬，至于今后自己该怎样奋斗，各自在心间似乎也都有了决定。一开始我恍惚觉得这位朋友内心好像装了很多哀痛，他想摆脱又感到自己的无力，没有人可以帮到他，帮不了他，这使他自己陷入孤独。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他也好像在忍受着一番使心灵承受着摧残性的苦痛。在谈到学习上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他说到了自己的眼疾。这也是使我想不到的事情，我也没有太多的表示，我只在心里认定这个人，他是我的朋友。谈话安静而又愉快，时光处在一种宁静幸福的氛围中。
“像我们这样的残疾人，黑板上的字就看不清楚，老师还不给调到前头来。我又不认字，他也不说给详细的讲解讲解。平时都是自己在下边练，进步很慢。”他不无忧愁地说，但我感到他说话是有趣的，或许我只是觉得这儿的方言有趣。口头语“稍微一等”当时正在学校一时火热，据说是这位朋友带进来给发扬光大的。也正是他的幽默，生逢的命运的悲惨安排才一下子黯然失色。我在后来采访他的时候，才真正了解到他的眼疾使他失去了很多，他的一只眼失明，另一只眼也是达到弱视，只是很微弱的分辨事物。
我们做记者的，每星期要交三篇稿子。所写的也不过是一些还在上学时代的话题作文，比如青春，时间。平时实在觉得无事可做了，站长要我把记者们分配到学校的各个机构里面，采集一些及时的资料好及时的报告给同学们听。要我在教务处安排几个，在政教处安排几个，在伙房安排几个。有一次教务处通知要开全校教研会。结果那次记者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做，我自己去了。全校老师挤在一个屋子里。我胸前挂着个记者证牌子，一面一本正经地听着记着，一面在构思要组织一个怎样的报告才得体，又不失校方的威严。我心里是乐滋滋的，觉得这应该是有意义的事，很有成就感，我当时的脸热呼呼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红噗噗的。下来好不容易写好了，第二天公布的时候，没有。好像事隔了很久，突然有一天喇叭里念到了我写的那篇报告了。我当时那个窘呀，全校总共那二百来学生，学校出点事，消息一下子就会传开。我可算是泄了气了。认为那都是陈芝麻的小事，我觉得我没有可以将平淡化为新鲜有趣那方面的才能。
但我很想将这份工作做好。自从那次和这位朋友一番交谈之后，每次遇见他，他都是急匆匆的。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还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