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散文《秋夜》开头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之后的文字光华四射、异彩纷呈、寓意深深，但是，偏偏的，这起头的话却让我揣摩良久、深思良久，并深深地记着，一直记着。
1906年，一桩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强硬地赐予鲁迅和朱安，时年，鲁迅25岁，朱安28岁。“女大三，抱金砖”，但鲁迅不这么想，他需要的是，一个秀外而慧中的女人，一个有学识有见地的女人，一个可以与自己琴瑟和谐的女人，一个他愿以自己的心灵与她的心灵进行“光合作用”的女人。可是，这一切，那个旧式女人身上全然不具备。她的相貌不能说丑陋，但至少不讨人喜欢，长脸、凸额、凹眼、塌鼻、阔嘴，给人的感觉，木然，全无声色。这样的一张脸，男人不喜欢看，女人大约也懒得看。朱安的无才无色，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有做错什么，爹娘给的粗枝大叶的相貌，又没有让她读书，却偏将她嫁给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男人，只能说命运弄人，造化弄人，她，一个弱女子，无能为力。
30年的婚姻，于她，不过是一张薄凉凄怆的白纸，自始至终，这张白纸不曾被描摹过，不曾被渲染过，她落寞着，孤独着，直到她如一片枯叶般凋零，化成泥，化成土，土地最终成了她温暖的依靠。因为如雷贯耳的鲁迅，人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名叫朱安的女人，她在人世间度过了69个春秋，处子身来，处子身去。对于她来说，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进了男人的门，便生是男人的人，死是男人的鬼。只要这个男人不休她、不离她，她就心甘情愿地侍奉婆婆，低眉顺眼地照顾男人；如果男人休了她、离了她，她只能遵从旧社会的礼教，寻死上吊。她的生命谈不上价值，谈不上尊严，她不过是一个标点，一个符号，放在可以断开也可以不断开的句子里，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他们的婚姻，像极了那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两株树，彼此守望着，不对，只能说是一株痴情地守望着一直对她漠然而视的另一株，他们之间没有交点，一直没有交点，永远没有交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将南辕北辙的两个男女，投进婚姻的大网里，他们，不能突围，不可以突围。那两株原本葱郁蓬勃的树，被囚禁在婚姻的荒园里，他们之间，一直彼此孤立着，永远彼此孤立着，唯一的一点联系，不过是朱安对于名为丈夫的男人经济以及情感上的依赖，而那份情感上的依赖是那样的一厢情愿、形单影只。
1925年，鲁迅收到小他18岁、他的学生、许广平的信，之后，二人开始鸿雁传书，1927年，几番周折后，于上海同居。原本两株痛苦的树，一株终于有了灵魂的依附。原本在精神及情感上极度痛苦的鲁迅，因为有了许广平的爱情，饱饮爱情甘露的他才从痛苦的深渊里抽丝剥茧而出，放弃了深植于脑海的几欲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
朱安爱名为丈夫的鲁迅吗？她爱过吗？她知道爱情为何物吗？她大约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她嫁一个粗枝大叶、一文不名的男人，也说不定，那男人会疼她、会爱她，甚而至于还会把她握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不幸的是，身为女人，身为嫁作人妻的女人，她没有品尝过被疼被爱的滋味，一直没有品尝过，永远没有品尝过。
生前，她反复对人说的“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大约只是为了舔舐自己情感的创口。作为丈夫，鲁迅除了没有给予她爱情，他对她的确不能算坏，她病时，他会雇人力车，陪她去外国人开的医院治疗，他本地搬家或迁居异地，也会征得她的同意带上她，当然，那是在他生活中尚且没有出现许广平的时候。无论她对他有没有爱情，她终是痴心地等待着他，等待他的接纳。得知他与许广平结婚的消息，她绝望了，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地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办法了，我没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用。”作为一个旧式女子，一个三从四德的女子，她爱鲁迅与许广平所生的孩子，不为别的，只因为那孩子的身体里流淌着名为她丈夫的男人的血液。死前，她还说：“我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希望能够葬在大先生之旁。”只那一句话，让我泪流满面。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鲁迅的那句名言，我总觉得是从朱安那儿得到的启示，对她，他是不屑一顾的，是厌烦的，是嫌弃的。她名义上的丈夫，他太高太高，她的手臂永远无法触及；他太深太深，她的目力永远无法揣度；他太远太远，远得让她的心灵永远无法抵达。
鲁迅，朱安，他们便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人世间，绝顶苍凉的婚姻，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