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我家祖孙三代竟与钢铁都有一份不解之缘。
爷爷是个铁匠，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的话，已是百岁老人了。我虽然没有见过爷爷的容颜，但从他老人家的故事里，已领略到他性格的坚毅，人品的纯正，精神的高尚。爷爷是个心灵手巧且十分勤劳的人。他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寒，是他靠自己的勤劳智慧改变了家庭的贫困境况，以至在土改时被划为富裕中农。然而，爷爷不敛钱财，乐于助人，他所交的朋友中，多数是穷人。爷爷的铁匠手艺在故乡的方圆十里很出名，铁匠铺里红红火火，他打的家具，或锄头、或镰刀、或铁锹……又轻巧又好使。
抗日战争时期，家乡的边区政府就秘密地设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爷爷白天打造农用器具，夜间悄悄锻制抗日武器，他为抗日前线做了多少土式武器，谁也说不清楚。一九四四年秋，也就是长治解放的前一年，由于叛徒的出卖，爷爷在一天的拂晓被捕了。面对敌人的严刑烤打，他没有屈服，最后被活活烧死。那一年，他才四十四岁。全国解放后，家乡建立了人民政权，乡亲们都劝我父亲找找当地政府，说不定会有什么好处的。但我父亲始终没去。虽然爷爷的死没有个什么结果，但他的事迹至今仍在家乡传扬着。
父亲没有继承爷爷的手艺，是个地道的庄稼人。然而，做梦也没想到，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政治风暴，也把他与钢铁连在一起。那一年，农村整片的庄稼铺在地里无人收割，全村所有的青壮劳力都调去大炼钢铁了。父亲、母亲、三叔、奶奶，全家人背着铺盖卷，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那个年代，机械化程度还很落后，大量的矿石需要人工用榔头破碎。那年冬天，母亲正怀孕，身体的不便，使她无法坐在地上敲打矿石，而只能站着或躬着身子，去完成每人必须完成的那份任务。分娩期一天天临近，父亲看着母亲实在坚持不下了，便向组织提出了要母亲回家坐月子，他一人干两份活的请求。母亲回去不久便分娩了，那个孕育在铿锵有力的劳动声中的面带铁色的婴儿，便是我。随着岁月的流逝，多少往事已化作云烟，唯有这段用钢铁写成的历史，在父亲的记忆中依然如初，似乎成了他的一份精神财富。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岁的我，带着首届高考落榜的遗憾和家庭经济结据没有条件再补习的无奈，独身闯入钢城。离家时，母亲和继父含着眼泪对我说：“孩子，去吧，长钢是个好地方，全民单位。全矿只有一个招工指标，照顾给了咱，你应该感到庆幸。”
二十年前的长钢，楼房没有现在这样多。街道没有现在这样宽，自然居住条件也没有现在这样好。三座氧气顶吹转炉的所有新工人，全部住在小河南简易宿舍和故县民房里。每天徒步上班，人人身上随带三件宝：饭盆、毛巾、黄挎包。宿舍分散，远离厂区，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随身带个饭盆不行。上班一身汗，下班一身灰，带条毛巾，洗洗涮涮很方便。新厂房盖好了，更衣室还没着落，工作服只好装在包里。尽管当时的条件就这样艰苦，但长钢这块充满希冀的热土，却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入厂填写工种志愿时，我主动选择了炉前工，因为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炽热的厂房，火红的炉台，飞舞的钢花，早已在我学生时代的心灵里留下美好的憧憬。我为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炼钢工人深感自豪，我知道，钢铁厂首先把“钢”字写在前边，必定有它深刻的含意。
1997年底，侧吹转炉停产，氧气顶吹转炉正式投产。一些怀有远大理想的男女青年，受不了炉火的考验，陆续离开长钢。她的调走，曾使我也产生过动摇和困惑。她是炉前的化验员，和我同一年进厂，同在一个班。她性别开朗，爱说爱笑，热爱生活，热爱学习，人长得很靓。她有事没事总爱找我谈心，谈人生，谈文学，谈爱情，谈未来。我很喜欢她，喜欢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她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说她也很喜欢我，喜欢我的抒情散文和反映钢铁生活的诗。她说她本不愿意走，是她父亲为她攀了一门“好亲”，被迫调走的。临走那天，她来到我的宿舍，说是给我还书，其实是来向我告别。她静静地坐在我的床边，什么也不说，眼含着泪，静静的……临别时，她提出把我的诗词习作——《钢铁恋》带去留作纪念，我欣然同意。她的走使我很失望。
几年来，我把大量的业余时间投进书的海洋里，技术、管理、文学，无所不猎。我企图通过读书来弥补这难以挽回的失望，来自我慰藉创伤的心灵。一九八四年，我被调入机关工作，后来又通过自学获得了成人大专文凭。从此，我便深深地扎根于这块热土，有了一个不算富裕但很幸福、不算宽畅但很温暖的家。妻子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她是个土生土长在农村、接父亲的班来长钢工作的农家女子。
人生如梦，日月如梭。转眼间，来到长钢已整整二十个春秋。回顾这段既充满风雨、充满艰辛，同时又充满希望、充满收获的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使我感慨最深的是长钢既炼铁、炼钢，又炼人，炼心。这里是一座熔炉，同时也是一所大学，熔炉里锤炼出来的钢铁，为这所大学铸就了钢铁般的意志和性格。
啊！长钢，你是我的第二故乡，你是我人生旅途的理想归宿，今生今世，我将永远不会走出你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