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剡溪的一段芳香记忆
剡溪是一条文化的河流,一条精神的河流。千百年来,剡溪曾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留下了无数的风雅佳话。尽管剡溪关于茶道的最初记忆,是一些发生在1000年多前的遥远往事,但沉浮起落,一千多年前的剡茶
剡溪是一条文化的河流,一条精神的河流。千百年来,剡溪曾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留下了无数的风雅佳话。尽管剡溪关于茶道的最初记忆,是一些发生在1000年多前的遥远往事,但沉浮起落,一千多年前的剡茶清香依然在中国文化的字里行间轻绕慢缭。剡地饮茶,历史悠久。晋末刘敬叔著《异苑》中有《飨茗茯报》一则,写到剡县陈婺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而且还常以茶祭祀。说明在那个时期或者更早的年代,剡人饮茶之风已进入寻常人家。从同时代横向的史料看,晋代王浮著《神异记》中,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丹丘子指点,在瀑布山找到大茶树的记载。虽然千年以降,“瀑布山之争”已成浙江茶叶史上的一桩公案,有余姚说、天台说、奉化说等等,但当时剡县也是有瀑布山的地方之一,而且就算彼山非此山,那瀑布山也是在当时的剡县附近。从这两则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晋时剡县以及附近一带,饮茶已经很是普遍。
剡溪与茶道结缘,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一种文化的必然。当北方的粗犷豪放与江南的温婉细腻相遇,当乱世的烽火狼烟与剡溪的缠绵宁静结合,一种代表东方文明的心态文化,便得以孕育。这是时间与空间碰撞的结果,是精神穿越物质的结果,更是时代文明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的结果。
大约1600多年前,当今日嵊州还被称作“剡县”的时候,这里的山山水水开始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大放异彩。刚刚经历了政局动荡,对现实不满却又找不到改变途径的士大夫们,开始清谈玄学,移情山水,于放浪形骸中寻求精神的慰籍。也许是剡地源远流长的汉前文化中“蹲乎会稽,投竿东海”的豪放情怀令他们向往;也许是扑朔迷离的神仙故事《刘阮入天台》,勾起了他们对精神后花园的追寻;也许是剡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幽奇绝异的山水风光,令他们心驰神往,总之,那些年里,一批又一批的文人雅士接踵而来,或结庐隐居,或炼丹修道,把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古剡大地营建得风生水起,风骨飘逸。由此而形成的“魏晋风骨”,使那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别具风采,也同时直接推动着茶文化在剡溪的发源。
在当时那批来剡地的名士中,除了书圣王羲之、雕圣戴逵等一批对后世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艺术家之外,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就是高僧和高道。有史料称当时入剡的先后有“十八名士”、“十八高僧”和“十八高道”。受特殊的时代背景熏陶,当时的高道高僧,大多学时渊博,而“禅茶一味”、“茶道相融”的说法,也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发端。
一代高僧支遁是弘扬“禅茶一味”的主要代表,也是众多入剡高僧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之一。这位在玄学和佛学上都颇有造诣的得道高僧,不仅热衷清谈,崇尚静与净,追求主观上的解脱;更热衷于从饮茶中参禅悟道,修身雅志。在他的生活里是寺必有茶、茶必有禅;茶入禅门,凡茶便成禅茶。自此,禅茶不仅在剡地的大小寺庙里盛行,更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绵延,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中独具魅力的章节。遥想当年支公与他的友人在松林月夜煎茶品茗,畅谈佛理,演绎的恰恰就是今人所崇尚的一种精神的达观与超脱。
唐代伊始,独特的人文积淀使剡溪更具魅力,大量的诗人来这里寻访先贤遗迹,感受文化遗风,在这里流连忘返,吟诗抒怀,使这里成了一条流光溢彩的“唐诗之路”,成了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化驿站。在大唐时代开放兼容恢弘博大的思想体系和文化氛围感染下,剡溪的茶文化同样具备了多元性与兼容性的特点,进而进一步推动了整个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翻开折折叠叠的唐宋典籍,其中与剡茶有关的诗篇,或咏物、或言志、或抒怀,或清新、或凝重、或婉约,风格各异,唱和不绝。据专家统计,《全唐诗》中共收录了113位诗人写的39l首茶诗,其中曾经入剡的有33人,均是诗人中之佼佼者,其中包括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刘长卿等等。可以想像,在那么多华丽诗章的点缀之下,剡茶和剡溪的茶文化自然被推向了一个文化的高峰。
事实上,剡茶在唐代时候已经久负盛名。中国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写到与剡县有关的文字一共大约有四处,一是转录了刘敬叔著《异苑》中《飨茗茯报》的传说。二是在《八之出》中写到“浙东(茶),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这里的越州茶,自然就包括当时已经声名卓著的剡溪茗。另外两处则是写到用上好的“剡藤纸”作为包装茶叶的专用材料,可以使茶叶贮存时间更长,且香不外泄。在一部文字精简的《茶经》中能够多次提到剡溪茶,甚至还专门提到用剡藤纸来包装茶叶,说明当时嵊州的茶事之盛不同寻常。宋代名士高似孙在他编著的嵊州第一部地方志书《剡录》中,专门设了“茶品”一节对剡茶作了记述,其中讲到:剡县西有太白山、小白山,“瀑泉怒飞,清波崖谷,称瀑布岭,岭中产仙茗”;“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然世之烹日铸者,多剡茶也。剡茶声,唐已著。”大文学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也有讲到:“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第一”。从中可以看出,嵊州的茶叶在唐宋时期,不仅名气很大,产量也非常之大。
剡茶优异的品质加上它所蕴涵的独特的文化气质,为它成为“茶道”发源的催化剂奠定了基础。
“茶道”二字,最早由唐代著名的诗人和僧人皎然提出。皎然出身儒学世家,有良好的幼学基础,中年遁入空门在杭州灵隐寺受戒,专心于禅学,一生秉承儒家“君子谋道不谋食”的理念,参禅悟道作诗,集儒、释、道于一身,其学识素养、惊人的智慧和哲人的思维方法,在当时非常突出,被誉为“一代伟才”。皎然与剡县有着特殊的渊源,因为他是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十世孙,始宁(今嵊州市三界镇及附近一带)曾是他家先祖的封地,因此,来剡县其实也可以算是重回自己的故乡。由于偏爱剡中山水和这里的文化,皎然曾一度在车骑山太康湖(今嵊州市三界镇车骑山村)一带买山而居,建筑草堂。居剡期间,皎然钟情“剡溪茗”,写下了许多与剡茶相关的诗篇,为剡茶的名闻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奠定皎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茶道之父”地位的,是他的一首咏茶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似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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