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任务，不在于表现简单的决心和外部世界的道德理性，而在于这种决心和他本人的感知、理性、意念的矛盾。矛盾的延展过程，就是艺术的创作过程，心理层次的变化与反抗恰好是艺术审美价值的呈现平台。
钱国丹一出现风格就比较成熟，但这风格并没有使她把自我监禁起来，她的勘探生活的努力使她不断地突破自我，永不重复模仿自我，她不时地发表超越已有成就的小说，令关注她的人欣喜。
小说《快乐老家》是一篇追求理想的人间秩序和高尚情怀的单纯的文学表达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为民做主，重新赢得尊重的故事。情节转折不大，但始终洋溢着一种精神的歌唱。我以为，这种写作情绪的获得，来自于作者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民心散落的现实面前，作者的信念依旧、期待依旧；企盼以虚构的小说中蕴涵的理想之花来完成有力的主流意识灌注。作者深知民意，却不会为迎合而降低自己的期待，她专注地将满腔的信念与赤诚推入公众的视野。她深信，理想不是沙滩上的彩球，而是坚实大地上的花朵。
阅读中，我们的感动随着小说的行进油然而生：作者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和悲悯之情，去切身地感受这个权力交织的世界上，有一颗高贵的灵魂是如何地惶恐、痛苦、颤栗直至为民付出。主人公身居要职，却有一颗寻常的心，既会为生命危急时刻有一位红颜知己相伴而欣慰，又会为自己的疏忽伤害了一介草民而愧悔，更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助一位已失心智的疯女人。他的一切行为发自内心，不做作不伪饰，磊落光明，淡然质朴。
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詹姆森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读。”
我们确实需要寓言，因为一个民族的寓言，往往寄托了它的最朴素的理想与判断。只有让这个民族对现实还寄予希望，它才会有继续前行的动力。
钱国丹用这把理想主义的钥匙，轻轻地打开了一扇曾经关闭的大门，当这种众人期待的理想浮现在读者的视野时，唤起了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声音，让我们如醍醐灌顶般纳受这股清流，洗涤我们的龌龊，引领我们重返温馨、关爱、信任的家园。
钱国丹的另一篇小说《惶恐》反映的是在城市扩张中，失地农民的普遍生存困境及对现实的抗争。贯穿全篇的情节主线是一个将土地“卖掉”的农民的“求职”努力。
作者全力展示了被甩出发展秩序的“小人物”的挣扎与伤痛。这篇小说标志着她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它不仅透视出作者对现实生活中农民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全新的理解，还明示了失去土地对农民生活的摧残与扭曲。
中国农民没有游牧民族的迁徙意识，也没有西方农民的现代观念，他们固有的只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未曾改变的“恋故土情结”。唯有故土才是舒适的归宿。这种源自上古时期的恋故土情结，一直延续积淀在国人的灵魂深处，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这就意味着，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他们将无以面对明天、面对千百年来成为惯性的生活。在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挣扎中，苦难成为每一个失地农民不可逃避的命运。
众所周知，当常规的生活被改变时，人类的情感与精神将面临挑战。
中国人的忍耐一直是作为民族的优秀传统被继承着，因为它是一个人精神承受力与外界较量的表现，是毅力的外在反映。主人公的忍耐在经过时间的洗淘浸蚀后，终于没有显示出某种具有神话般魔力的精神，而是逐渐蜕变为惶恐。作品展示的多数农民们的扭曲与挣扎显得可悲与丑陋，道德与传统已构成不了他们行为的羁绊，而是蜕变为一种近乎无聊的“狂欢”。农人们背弃了祖祖辈辈谨慎节俭的生活方式，用赌博去宣泄失地后的不安与烦躁，这一切虽在读者的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
主人公郑守田用沉默承受着命运的改变——在生存面前，一切都是次要的。他努力使自己顺应这个时代的变革，一次次的选择着新的“工作”，但却在欺凌与绝望面前束手无策。他承担了许多的屈辱，却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这不是缺少血性，它恰好证明了，一切情感——爱、恨、痛苦、忧伤只能在基本物质条件能够保证的正常人身上得以体现。
没有生存权力的人，是没有资格去宣泄自己的情感的。生活极度艰辛，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有力手段和凭借，这是底层人的重要特点。
从经济上来讲，郑守田或许不能被划入底层，但从个体力量和社会资源上来看，郑守田却是赤贫的，这也是导致他不能大胆而有效地维护自己利益的原因之一。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底层人形成了麻木愚钝的性格，面对欺凌，毫无反击。他的状态，是进入彻底绝望状态时的最原始的自卑，它标志着社会底层人的尊严与耻辱、自信与羞愧等等一切精神与情感的东西都在蜕化。它证明了一个隐匿在故事之后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道理：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精神只能在人类保证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之后才能产生并发展。
主人公的结局只能是放弃故土，放弃继续努力的愿望，他的放弃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依凭和支撑。他的离开意味着这一代农民“恋故土情结”的终结，意味着农民人格的彻底被摧毁。
农民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树，而土地是农民的根。当一棵树失去了根，就意味着它生命的结束。同理当农民失去土地时，也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生的希望。
在阅读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钱国丹有意让她笔下的人物进入自我失控的情感逻辑中，这是使人物获得自己的个性生命的关键，郑守田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他被命运操弄时，不断地重新开始，又不断地碰壁，这种奇怪的逻辑被一贯到底。作者的情感逻辑达到了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的性格也就达到了饱和度。
在日常生活中，人因为受到生存的压力，实用价值自发地占着压倒优势，情感价值常常因为不实用而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我们很难在时代的喧嚣与躁动中去关注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群体，良知与感动都送给了电视与书本中的人物，对农民的记忆冷淡而疏远，因为粮食与蔬菜来自市场，他们的生活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加上现实的严酷，我们自己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已属不易。哪里还有鲜活的感知去关注农民？
作者是在叩问我们的良知，我们的麻木。在农民兄弟的惶恐面前，我们为建立在父老乡亲的痛楚上的社会发展